刘良军

钱钟书先生于《围城》里曾描绘一位喜欢炫耀自己留学经历的教育部督学：犹记那督学来到三闾大学，步入会议室，咳嗽两声之后，便开始抑扬顿挫讲起来，而他每段话的开头都煞有介事地重复，“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

稍加观察便能发现，时至今日，演绎“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的情形依然存在。如有人动辄宣扬自己在他处的见闻见识、成功经历，洋洋自得，自负难抑；有人沉浸于过往如何大刀阔斧改进改良推动工作，因此来到此地也必须如法炮制，不得含糊。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似乎是一剂良药，实在有必要深入剖析之。

大致说来，将“在英国的时候”挂在嘴边，无外乎以下目的：其一，我是有本事的人，你们不能小瞧我；其二，既然我能够从那里来，说明上级信任我，你们得服我；其三，我在那里都干得好，到了这里自然游刃有余。明显地，“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并非纯朴自然地谈经历、话过往，而不过是假以唬人的幌子，是希望尽快建立威信、树立威望。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透过现象看本质，动辄“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暴露的是当事人内心不自信、行动没把握，以及对于未来如何更好开展工作的不确定。毕竟真正有本事、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人，是不会也不可能常翻“老黄历”，乃至拉大旗作虎皮的。

好汉不提当年勇，果实饱满枝更低。在职场中，有“英国时候”经历的人多了去，更有人挥手自兹去，主动“清零”。譬如钱学森归国后，从不在人前炫耀自己的业界声誉，而是只争朝夕，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又如黄文秀回到故里，甚少怀念城市的繁华喧闹，而是一门心思琢磨着怎样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由此“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还折射出一种投机心理，是典型华而不实、沽名钓誉。

还要看到，之所以“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能够得心应手，是因为在“英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硬要削足适履，强令在此照搬照抄，未必万紫千红总是春。因此摒弃执念，因地制宜，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而不能试图一把钥匙开万把锁，纵然付出了心血，也是徒劳无功。

社会变迁日新月异，需要因时而变、随事而制。正基于此，“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摇头晃脑，看似一本正经、底气十足，实则不合时宜，经不起推敲，是时候扔进历史的故纸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