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月娘婚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婚恋中门当户对这个问题！

如今我们正值党的百年华诞，当我们回顾新中国百年历程，就会感到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物质方面的改善，还包括精神方面的进步。今天我们所要辩论的辩题则是这种变化的体现。当我们谈论到门当户对时，就会想起《西厢记》中满生与朱氏的爱情。而门当户对的含义即指男女双方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不相上下，适宜通婚结亲。过时则是指与当下的社会价值观产生了冲突，从而不合时宜。诚然，在古代门当户的婚恋价值观对与其时代背景相契合，但在如今门当户对是否还是过时的婚恋价值观呢？我方观点是：门当户对是过时的婚恋价值观。理由如下：

一.门当户对的价值观与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了冲突。价值观是对人事物做出认知判断，抉择的标准和准则。好比孝顺。是我的价值观，在做人做事中我会以孝为准则，不孝的事情我不做。而门当户对，作为婚姻价值观，就是在婚姻伴侣的选择上，以门当户对作为准则，不门当户对则不婚。这样的价值观暗含着阶级性，换而言之，穷人只能与穷人婚恋，而富人则只能与富人婚恋。这样的价值观暗含着歧视与不屑，这与外貌歧视和肤色歧视又有什么区别呢？在如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是自由、平等、公正等，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歧视，而这些无一不与之矛盾。

二.人与人之间的婚恋不应附加上条件。婚恋本应是爱情的体现，而有关爱情的最早描述则出自《诗经》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爱情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陪伴；是“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的思念；是“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的愁怨。正如杨绛女士和钱钟书先生的婚恋，杨绛女士出身“寒素人家”，而钱钟书则出身国学世家。他们本应门不当户不对，难以产生婚恋关系，但终成眷属，成为一段佳话。我不禁想问，爱情与门当户对难道真的存在某种必要的联系吗？

三.在曾经那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个人婚姻大多被他人安排，而门当户对只不过是家族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利欲熏心，因此旧时代的女性地位低下、遭遇悲惨，庆华也在《封建私有制与中国古代妇女从属地位及社会成人身份丧失——以中国古代妇女的经济活动为例》中提及类似的观点。如今，女性的命运被自己所掌控，自由恋爱被大家所提倡，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上的契合以寻找最适合的伴侣，获得独属于自己的美好婚恋。而且厦门大学文强博士和杨小军教授在他们的论文中写道“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数据,通过校正可能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发现”门当户对"对婚姻满意度并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门当户对"使得夫妻双方共同决定家庭事务的概率显著更高,也显著提升受访者对"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工作"的满意度,最终拥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因此,选择"门当户对"的婚姻可能更多的是考虑经济收益而非感情诉求。在由家庭背景决定的"正向匹配"婚姻会加剧收入不平等、降低代际流动性的时代背景下,"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并不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