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元代杂剧作家中，关汉卿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一位，其杂剧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可以说是元杂剧的代表。关汉卿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元杂剧和散曲，内容极富特色，对后世影响极深，在戏剧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汉卿有13部杂剧涉及到儒生形象，这些儒生形象不仅反映了元代文人低贱贫困的生存状态，也是他们在科举长期中断的情况下仍然执着于科举道路的写照。

一、关汉卿杂剧中的儒生形象

关汉卿杂剧中的儒生形象按照出场时的社会地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贫穷书生的形象出场，比如《窦娥冤》中的窦天章，《谢天香》中的柳永，《金线池》中的韩辅臣，《拜月亭》中的蒋世隆，《裴度还带》中的裴度等等。他们出场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满腹才华但又身无长物，时乖命蹇。

《金线池》中韩辅臣“满腹文章，争奈功名未遂”，被鸨母李氏看不起，李氏跟杜蕊娘说你如果嫁韩辅臣“这一千年不长进的”，看你“打莲花落也”。《救风尘》中宋引章也说如果自己跟了安秀实，也只能去打”莲花落”了。

莲花落是宋元时乞丐乞讨时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嫁给秀才就只能去要饭，可见秀才贫贱到何种地步。这正是儒人颠倒不如人的真实写照。在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战乱造成人们生活流离失所，战乱过后，蒙元入主中华大地，读书人也没有迎来昔日的光荣日子。

大部分没有门路的普通儒生只能屈身于社会底层，他们在经济、仕途和精神上陷入没有出路的绝望境地，其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跌入社会下层，甚至是最底层，生活穷困潦倒，无法维持生计，尤其是那些仍然坚持读书、怀抱科举做官美梦的文人，生活更是艰辛。

余阙《青阳集》卷二《贡泰父文集序》记，当时社会上，“小夫贱隶，亦皆以儒为嗤诋。”观《全元文》，许多元人文章都描写儒生社会地位卑微，更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

九儒十丐之说应非无稽之谈，蒙元入主，儒生与工匠艺伎一并常常被掠为“驱口”，充当奴隶杂役，元世祖、元仁宗曾频下诏令免儒生差役，这说明终有元一代，儒生始终没有恢复昔日白衣卿相的荣耀地位，而只是被元朝统治者视为奴隶。

但是在关汉卿杂剧中，这些儒生尽管贫贱，却依然坚持读书应举之道，坚信自己定能一举得中。《裴度还带》中的裴度虽然年已三十而立之年，但仍然一贫如洗，连住的地方也没有，只能住在破败的山神庙中。他姨姨和姨夫多次劝他放下书本，借他钱钞让他做那经商客旅买卖赚钱养活自己，但他决意不肯改志，

“叹穷途年少客，一时间命运乖。有一日显威风出浅埃，起云雷变气色，我稳情取登坛、登坛为帅，我扫妖氛平蛮貘，你看我立国安邦为相宰。那其间日转千阶，喜笑盈腮，挂印悬牌；坐金鼎莲花碧油幢，骨剌剌的秀旗开。”

在关汉卿杂剧中，这些书生最终也都成了心愿，应举高中，窦天章一举及第，蒋世隆、柳永、裴度都中了状元，他们的坚守，他们所受的贫穷和鄙夷都得到了回报。由于科举的成功，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实现了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的双美。

第二类文人出场时已经为官，是儒臣形象。如《望江亭》中的白士中，出场时就已经高中科举得到朝廷任命后前往潭州就任的路上，他的上场诗云：“昨日金门去上书，今朝墨绶已悬鱼。谁家美女颜如玉，彩球偏爱掷贫儒？”已经墨绶悬鱼，可见已经登第。

《谢天香》中钱可出场时官居开封府尹，他自言“自中甲第以来，累蒙擢用，颇有政声”，已经是一个颇有政绩的官员了。《金线池》中的石府尹也是“幼时进士及第，隋朝数载，累蒙擢用”，包括《救风尘》中的李公弼，《玉镜台》中的温峤、王府尹，《鲁斋郎》、《蝴蝶梦》中的包拯，《裴度还带》中的韩廷干等，都是经过科举而入仕的儒官形象。

在关汉卿杂剧中，为官的除了鲁斋郎、杨衙内等蒙古、色目族权豪势要之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汉族儒官，他们都是由科举登第入仕，清正廉明，颇有政声，得到皇帝和朝廷的重用。

从这两类儒生形象的特点可以看出，关汉卿剧中的儒生形象虽然出场时身份地位不同，但追求的道路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中国古代封建文人执着的读书、科举、做官的人生道路。

二、拒接科举制度的元朝统治者

但实际上，在元朝，科举荣身之路却无法实现。儒生们渴望能通过科举“立国安邦为相宰”，但统治者却不需要他们。元朝统治者固守其祖宗之法，拒绝汉化的重要手段就是拒绝科举选官，因为一旦开科取士，蒙古色目族的文人肯定不敌有着良好儒学文化修养的汉族文人，势必会有大量汉人、南人因科举考试成功而涌入朝廷。

他们以汉法为官执政，逐渐就会改变元朝政权的组成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使元蒙步金辽后尘而被华夏中原文化同化。因此，蒙元贵族把阻挠恢复科举作为保护民族利益、维护民族特权统治地位的最后防线，对恢复科举取士表现出高度的排斥。

纵观有元一代，从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开始，到1368年朱元璋灭元，历十一帝98年，在这近百年时间里，科举制度时兴时废，并且取士时也贯行四等人制，蒙古色目优先于汉人，这就造成了元代文人的悲剧命运。

据《元史》之《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仁宗本纪》记载，元朝直到窝阔台至元九年也就是公元1238年才接受耶律楚材建议起用十二名儒生为十路征收课税使，又接受耶律楚材“请用儒生选士的主张”，举行了戊戌选试。

这是蒙元入主后举行的第一次科举考试，沿用宋金科举科目，但却无乡试、会试、殿试之制度，也不设状元、榜眼、探花，不伦不类。窝阔台曾有诏令说中选者除“议事官”，“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但却并未得到实施。耶律楚材以此试图恢复因战乱而停止的科举制度的努力也宣告失败。

崇尚汉法的元仁宗于1313年下诏重开科举，并于1315年正式开科考试，中断近80年的科举取士终于重新开始。这次科举基本沿袭宋金旧制，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内容除四书五经外，还有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蔡沈《书经集传》、胡安国《春秋传》，程颐《易传》，以及古注疏《礼记》等。

并且还规定，蒙古、色目人考两场，汉人、南人考三场，考试内容也是难易不同，以南北二榜分别取士，蒙古、色目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各二十五名，两榜共两个状元，一百名进士。仔细分析，很容易发现这其中的不公。

元代科举规定每次选拔进士一百人，而宋朝每次选进士三百人，多的年份可达五六百人，金朝仅占半个中国，每科五百人，多者超过九百人。

元朝每科取一百进士，而且四等人中每等二十五，看似一视同仁，但要考虑到蒙古、色目与汉人、南人所占人口比例，就可以发现其中的不公，而且在录取时，也是经常偏袒蒙古、色目人。

据欧阳周《中国元代教育史》统计，元代十六次科举总计录取进士1139人，其中顺帝在位时就录取了七百人。十六次科举考试中，十四次录取数量均不足额，缺额的当然不会是蒙古人和色目人。

因此，这样算来，有元一代，中原儒生考中进士者不过五百人左右，并且元代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吏，只占元代文官总数的百分之二，其中的汉人、南人不会超过一半。

以此来看，中原儒士中举者少，由科举入仕者更是少得可怜。元朝虽然职官设立沿从汉制，但官员选拔却不用汉法而以四等人制，随意性极大，选官看“跟脚”，即出身和民族背景。

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元代儒生仍然有着剪不断的科举情结。唐宋以来，读书、科举、做官早已成为儒生们不二之人生理想道路。他们对科举致仕的崇拜已深入骨髓。

关汉卿生于战乱年代，据考证，关汉卿生于十三世纪初，卒于元成宗大德年间，也就是其生年大概在十三世纪二十年代到十四世纪初。他一生确定经历过的科举也就只有几次，第一次是窝阔台戊戌选试，那个时候关汉卿只有十岁，第二次是在元仁宗延祐元年（1315年），他已经八十有余。显然，关汉卿并未参加过元朝举办的科举考试。

但关汉卿在剧中依然为他的主人公们选择了这一条路。这反映出关汉卿内心仍然认同科举取士制度，赞成并鼓励儒生们坚守儒道，他把读书人的结局写这样圆满，作为立足于现实的作家来说，这更反映了关汉卿潜意识中对于科举功名的认同。

《鲁斋郎》主要揭露权豪势要欺凌平民问题，突出包待制的智和义，但到故事结尾，关汉卿却多写了看似与剧情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一笔，他让李四之子应举得了头名状元，张圭之子应举得了官。这完全是可有可无的情节，包含了太多，但是我们确实也可以从中看出关汉卿潜意识中对于科举入仕的认同，甚至把这个作为人生圆满的必要元素了。

三、总结

关汉卿杂剧的儒生落魄形象是社会中文人真实境遇的缩影，文人中举做官则是元代文人们集体的一场意淫，佛洛依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指出：“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一个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是未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

关汉卿杂剧中的文人的洞房花烛与金榜题名的“双美”结局放在元代确实可以直接视为幻想，因此这在异民族统治下的野蛮落后元代基本上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幻想又有着其深刻的现实基础，这幻想来自于千百年来已经根深蒂固的科举之梦。

关汉卿杂剧中儒生的美好结局与现实中儒生的落魄所形成的对比与落差，一方面反映了元代儒生生活的困顿，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他们对于传统科举道路的迷恋和执着。在元代那样一个冷酷绝望的现实中，他们的这种迷恋和执着不能不说是极具悲剧色彩的一个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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